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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制度嚴防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

  封麗霞   為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出,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幹部要支持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這一全新的制度設計,既是對領導幹部要帶頭守法、帶頭依法辦事要求的具體彰顯,也是對民眾反映強烈的一些領導幹部以權壓法、以言代法等突出問題的強有力回應。   長期以來,許多領導幹部將堅持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理解為各級黨委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直接過問和插手具體案件的處理。司法機關也把聽從黨委領導的指示和意見當作是服從黨的領導。由此,實踐中,領導幹部“打招呼”、直接插手具體案件處理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事實上,針對具體個案向相關司法人員“打招呼”“批條子”“遞材料”,是一種典型的以權擾法,不僅嚴重干擾了正常的司法活動,也大大減損了司法機關的公信力。   在現行司法管理體制之下,對於領導的各種明示或暗示的“招呼”,辦案人員當然會予以高度關註。面對“領導指示”和“領導意見”的巨大壓力,一些辦案人員為了迎合領導幹部的意圖不惜突破法律底線。但是,如果辦案人員堅持依法辦事、敢於抵制領導幹部的意見,很有可能被扣上“以法抗黨”“反對黨的領導”的帽子而受到打擊報複,甚至被調離司法崗位。毋庸置疑,這是導致司法實踐中一些有罪之人被法外開恩、法外特赦,以及出現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對司法機關來說,最令辦案人員頭疼的就是領導幹部以個人名義“打招呼”“下指令”。而且這種“打招呼”“下指令”通常是口頭表達,不會留下書面的東西。特別是如果涉及一些權力尋租或利益交換,更不會輕易留下任何證據。   在2014年1月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對一些領導幹部插手具體案件、干擾正常司法活動的現象提出強烈批評:“一些黨政領導幹部出於個人利益,打招呼、批條子、遞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預個案,甚至讓執法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的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決定》提出“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被社會各界看作是一大亮點。這意味著,在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方面有了“剛性條款”,司法人員的“抗壓能力”有了實質意義的保障。《決定》還提出,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顯然,上述規定主要針對的是領導幹部基於私心、出於私情、為了私利而“過問”和“插手”案件,以權壓法、以言代法。通常意義上,人們所想到的領導幹部插手具體案件、直接過問案件,大多也認為他們是出於私利和私心,是為自己的利益關係人,譬如親戚、朋友、同學、同事等說情、遞話,是以一種隱晦、秘密的方式要求辦案人員給予關照甚至是法外施恩。然而,領導幹部插手過問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換言之,不能將領導幹部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簡單地理解為就是領導幹部出於個人私利和私心干擾司法公正,就是辦人情案、關係案、金錢案。事實上,在很多情形下,正如很多領導幹部坦言,他們插手具體案件並非為了個人,而是出於地方穩定和工作全局的“公心”與“公利”,不得已才過問和插手案件處理。根據《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的規定,地方黨委對“本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等各方面工作實行全面領導”。那麼,對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負有全責的地方主要領導幹部過問一些重大案件,在他們看來自然無可厚非。因此,也不難理解,對一些重大疑難案件,或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社會關註度大的案件,領導幹部常常插手過問,以示重視。   的確,我們看到,在地方黨政機關的支持配合和領導們的高度關註之下,一些案件得以及時、公正地判決和執行,一些冤假錯案得以平反糾正。但是,我們更應看到,在很多時候,領導幹部更多關註的是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經濟效果或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程序正義常常被放在次要位置上。這直接導致司法機關在協助地方領導“搞定”和“擺平”當事人的過程中,常常以犧牲法律效果為代價息事寧人、“顧全大局”,甚至迫於維穩壓力對案件進行錯誤處理。由此,法律底線被突破,出現人們常說的“事了案亂結”的情況。這也是近些年來社會公眾對司法機關強烈不滿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領導幹部插手個案、過問司法活動,有合法與非法之分,有公心與私心之分。就插手案件處理的主體來看,不僅有同級黨政領導幹部“打招呼”,還有上級黨政領導幹部“打招呼”;不僅有黨政機關的領導幹部“打招呼”,還有司法機關的內部領導幹部“打招呼”。實踐中,應當認真區分黨政領導幹部對司法活動的不當、非法干預與正當、合法監督,應當嚴格區分上級司法機關對下級司法機關的不當干預與必要的業務指導。儘管禁止領導幹部插手具體案件、干預司法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反對領導幹部出於私心、私利私自“打招呼”,反對領導幹部以權壓法、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但是,對出於“公心”和“公利”之目的對司法活動進行插手與干擾,實踐當中也應儘量避免、慎之又慎。   領導幹部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並不是要削弱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而只是改進黨領導司法工作方式的一項重要制度設計。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應當是黨作為一個整體的領導,是一種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堅持黨的領導,不是說黨委包辦代替、直接過問和決定案件,更不是說某個黨的領導幹部一個人“說了算”。必須明確的是,司法活動不屬於黨務活動的範疇,各級黨組織不享有“準司法權”。即使是出於公心、為了公利也不能以黨代法、以黨委決定代替司法裁判。退一步說,各級黨委和黨政領導幹部沒有必要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沖在第一線,成為各種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的焦點,而是應當充分認識到司法活動在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的功能和力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轉變黨領導司法工作的方式直接決定了司法職權能否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而後者在最終意義上決定了依法治國能否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實現。   在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的目標要求之下,“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將有利於實質改進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有利於營造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社會條件與氛圍,將大大減少司法活動中的權力尋租與司法腐敗,重拳削減眾人痛惡的人情案、關係案,真正做到“官”與“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毋庸置疑,這也是向社會各界表明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對司法權的剋制與敬畏,對司法活動專業性、獨立性與技術性特點的尊重,從而在最大程度上使司法工作取信於民,同時也增強社會各界對於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依法執政的信心。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標題:建立制度嚴防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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